在人類學研究的田野調查中，郭凈最初發(fā)現了一個看不見的鄉(xiāng)村，這激發(fā)了他對影像權利的深入思考，并促使他十幾年致力于村民影像的參與式行動。
這種行動和研究，最終也讓他受益匪淺，使他得以從“解放者”的眼光中解脫出來，獲得了“觀察者”的自由。
云南鄉(xiāng)村影像團隊的部分成員（從左至右為）：楊昆、王忠榮（苗族）、孫諾七林（藏族）、阿洛（藏族）、旺扎（藏族）、郭凈、阿牛（藏族）。（攝影/和淵）
在從事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云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凈經常碰到當地村民提出這樣的要求：“讓我也拍一拍！”后來他發(fā)現，最讓他們興奮的，正是那些反映他們生活的紀錄片。
郭凈1996年開始接觸到紀錄片，此前一直在云南、西藏從事人類學研究。同年，因為參加云南電視臺的民間藝術拍攝計劃，郭凈和項目組成員開始接觸紀錄片制作，并成立了“azara影像工作站”。
2000年初，他們在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成立了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一個主要的項目就是開展“社區(qū)影像”的嘗試，鼓勵當地人拿起攝像機記錄家鄉(xiāng)的文化。郭凈是該項目的主持人，也是參與者和見證者。
“影像應當給予民眾一種聲音，而不只是一種信息?！被谶@樣的認識，一群關心社區(qū)建設的云南學者在西部偏僻的鄉(xiāng)村開展“社區(qū)影視教育”的參與性研究，幫助當地村民利用影像工具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并利用這些作品，進行本土文化的教育與傳承活動。
在做這些項目的時候，經常有人問他們：“你們?yōu)槭裁匆延跋襁@種外來的東西引入村里，改變當地人的生活？”
郭凈給出的是一個怎樣的答案呢？
看不見的西部鄉(xiāng)村
其實早在課題組到來之前，現代影像早就滲入了當地社區(qū)生活。
學者們在很多鄉(xiāng)村目睹了這般景象：每天晚上都有人聚集在一戶人家堂屋里看電視。在一個神山腳下的藏族村莊，擁有電視和VCD放映機的活佛家成為全村人晚上聚會的場所。大家從吃完晚飯，一直看到夜里十一二點，有的人邊看邊喝酒、聊天，有的甚至當場睡著了。
課題組成員、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學者章忠云（熙繞桑波）深入調查茨中村影像歷史發(fā)現：茨中人接觸影像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初，村里幾位老人還記得，他們十來歲時，縣里有個放映隊，第一次來村里時，村里人都去看稀奇，記得放的第一部影片是《草原上的人們》，當時村里懂漢語的人極少，放映的時候，兩位師傅輪流把影片里的對話在話筒里解釋給大家聽。
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電視機、錄像機、VCD的普及，來自主流渠道（電視臺、盜版光碟）的產品滲入到這個村莊?！斑@些產品既展示了外部世界的奇妙，讓大多數沒出過遠門的村民長了見識，也提供了一種現代物質生活的幻象。但其中所包含的價值觀與生活形態(tài)，都遠遠脫離當地民眾的傳統。”郭凈說。
在郭凈看來，這個地區(qū)的民眾一直在受到影像的熏陶，充當信息的被動接受者，卻從來沒有通過影像發(fā)表看法的權利。影像對于他們，僅僅是一種信息，而不是一種聲音。就連課題組自己所拍攝的影像，也同樣帶有外來者的視角，很難深入地揭示社區(qū)工藝、信仰、生產活動的細節(jié)，更難準確地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為變化。鄉(xiāng)村的民眾，他們的生活成為別人的影像資源，而他們除了被動地觀看，很少能利用影像發(fā)聲，利用影像為自己服務。
“影像應該傳達誰的聲音，為誰服務？”這是郭凈上世紀90年代就提出的一個問題。
將攝像機交給農民
1999年，郭凈有機會參加一些社區(qū)發(fā)展的國際項目，并從TNC、CBIK等非政府組織那里接受了參與式研究的培訓，從事了很多實際調查。這期間，他才從理論上思考“為誰拍攝，拍給誰看”的問題。
在與民間NGO接觸的過程中，他了解到1991年由云南省生育健康研究會主持、福特基金會贊助的“婦女生育衛(wèi)生與發(fā)展”項目，幫助云南53位農村婦女自己拍攝她們的生活場景，用照片故事表達她們的要求，影響生育健康的決策?！斑@啟發(fā)了我們開始認真思考影像與參與式教育的相互關系?！?/p>
郭凈曾跟著昆明附近的大花苗學了一段時間苗語苗文，雖然沒有學好，卻融入他們的語言情境中，體驗到了陌生的思想表達方式?！霸趯W術的和NGO圈子里，專家有時會扮演解放者的角色?？稍诒就恋恼Z境中，我們這些外來的‘專家’變得有點‘弱勢’，說話不再信心滿滿，甚至時而喪失了演說的機會，成了旁聽者?！?/p>
與此同時，一個被稱為“DV運動”的紀錄影像風潮在中國的城市青年中流行起來。許多人拿起家庭用數碼攝像機，去拍攝以前不為人關注的邊緣人群。作品雖然有的粗糙，有的標榜時尚，但其中最好的部分，卻對影像的權利提出了疑問，而且明確地主張影像的民間化，致力于個人的影像表達。這對于郭凈無疑具有啟迪的意義：“我們理解的民間，包括了鄉(xiāng)村的個人和社區(qū)，將影像制作的權利，以及利用影像開展公眾教育的權利交到他們的手里，多樣化的聲音便在屏幕上出現了?！?/p>
2000年到2003年，來自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云南師范大學、云南民族大學、迪慶藏族自治州的一群志同道合者，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下，在云南藏區(qū)開始實施“社區(qū)影像教育”項目。此后十多年，社區(qū)影像在各地發(fā)芽生長，在鄉(xiāng)村之眼、卡瓦格博文化社、香港社區(qū)伙伴、草場地工作站、年保玉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協會、雅安市鄉(xiāng)村攝影協會、上海愛拍工藝影像發(fā)展中心等機構推動下，蔓延到云南、四川、青海、山西、貴州、河北、廣西和上海，不僅出了一批作品，培養(yǎng)了一批作者，而且還出現了摩梭人和藏民自己舉辦的本土影像展。
2009年，北京學者崔衛(wèi)平在昆明參加了名叫“云之南”的民間紀錄片影像展，在“紀錄影像與鄉(xiāng)村社會”關于社區(qū)影像的討論，讓她印象頗深。
崔衛(wèi)平在一篇文章中介紹了郭凈這位瘦削而笑瞇瞇的云南學者：“郭先生常年來從事人類學田野調查，自己拍攝紀錄片并主持過社區(qū)教育項目的紀錄片工作坊，是這個領域中的率風氣之先者，并寫得一手好文章。他并不急于顯示自己的觀點與力量，將社區(qū)影像的討論主持得既輕松又有節(jié)奏。”
香格里拉的先行者
社區(qū)影像（后來也叫鄉(xiāng)村影像）之所以發(fā)源于云南，是對現實逼迫的一種回應。
云南藏區(qū)各民族因外來文化沖擊而激發(fā)的文化覺醒，為課題組的項目奠定了基礎。郭凈正是在這個項目實施過程中完善了對影像權利的思考和研究。
鄉(xiāng)村影像第一批參與者是幾位上了年紀的人。第一位是迪慶州香格里拉縣（原名中甸縣）尼西鄉(xiāng)湯堆村的孫諾七林師傅。湯堆村歷史上就以制作陶器聞名，而村里大多數陶匠都曾拜孫師傅為師。1997年，郭凈認識了孫師傅，時不時帶著新買的索尼數碼攝像機到他家玩，拍過他們家砍柴、過新年、轉神山、吃火鍋的場景。
那時，主流的視覺文化已經滲透到這個深山里的藏族村莊，村里有100多臺電視機和10多臺VCD。每次他拍了錄像，孫師傅都要求看一看。第一代數碼攝像機沒有顯示屏，孫師傅和他的老伴、兒子和孫子孫女就圍在火塘邊，湊著尋像器輪流觀看拍的素材。
郭凈在孫師傅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個短片——《黑陶》。
2000年，“白瑪山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郭凈和一些當地學者開始實施“社區(qū)影像教育”計劃。此前通過參與“滇西北大河流域保護與行動計劃”，這些人類學學者和當地藏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白瑪山地選定的第一個合作者，就是54歲的孫師傅。那年10月的一天，郭凈帶著一臺索尼家用攝像機去湯堆，培訓孫師傅怎么支腳架，怎么開機，然后孫師傅坐到熟悉的位置上，拍了一段自己做陶罐的錄像。此后，攝像機就留在孫師傅家。之后兩個月，孫師傅和兒子恩主拍了五盤錄像帶，記錄了他家做陶、燒陶的全過程。后來，這部紀錄片《黑陶人家》做成了光碟，作為社區(qū)教育的教材給湯堆小學學生看，小學還在孫師傅和老師們的指導下開了制陶課。
參加“社區(qū)影像教育”活動的另外兩位村民是德欽縣茨中村66歲的劉文增和54歲的吳公頂。
劉文增藏名叫扎西繞登，會漢、藏、白、納西、僳僳族語，解放前跟洋牧師學過法語。他在昆明讀過師范，教過三年中學，七年小學。因生活瑣事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開除公職，之后在茨中小學代課。他退休后沒有工資，只有每月180元的低保，但依然快樂地生活著，自己種地，蓋房子，做葡萄酒，為死去的人做棺材，參與教堂的管理，還會拉弦子、手風琴，吹笛子，是多才多藝的農村文化人。
吳公頂也是天主教徒，搞科技致富，敢想敢干，被評為縣里的能手。
兩位老人既維護著一百多年前傳入的天主教信仰，又傳承了法國人留下的釀酒工藝。他們又在章忠云的指導下學會了拍錄像。兩人拍攝的影片都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劉文增拍了《茨中圣誕夜》，吳公頂和兒子紅星拍了《茨中紅酒》。這兩部片子后來作為社區(qū)教育的教材，放給茨中小學的學生看。兩位老人還帶著學生和老師參觀茨中教堂，講當年的故事，還教學生種植葡萄的秘訣。
郭凈至今記得2007年到上海參加“云之南巡展”的情景。晚上，他們去逛南京路，劉文增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興奮地拉起弦子跳起舞，被同行的苗族紀錄片作者王中榮拍了下來。這年12月圣誕夜，他們去茨中村，這段錄像在茨中教堂里播放，把村民都逗樂了，劉文增自己也忍俊不禁。
香格里拉縣吉沙村的村民旺扎2002年請朋友從香港買了臺小DV回來，開始拍村里的唱歌、跳舞和開會。有家公司到吉沙開發(fā)千湖山搞旅游，非政府組織又來做生態(tài)旅游項目，在村里引起很大爭議。眾人辯論的時候，旺扎就拿著攝像機拍攝。之后他拍了過年燒香，拍了村民打籃球，還在呂賓等NGO朋友的幫助下用錄像記錄村莊的變遷。他把影片刻成光盤給大家看。大家都叫他“旺扎大叔”。郭凈也跟著叫，其實他們年齡差不多。
當學術界開始關注“鄉(xiāng)村媒體”的研究時，香格里拉的老人們已經拍了不少記錄作品了?！巴笫蹇梢哉f是最早在這方面訴諸行動的村民之一?！惫鶅粽f，“旺扎大叔像個記者一樣，隨時關注著村里的變化，他制作的影片《吉沙紀事》長度只有二十分鐘，卻鍥而不舍地追蹤到山火、暴雨和水災等一連串自然災害的源頭，揭露了盲目開發(fā)所帶來的可怕后果?！?/p>
在《水》這部片子里，旺扎又變成了一個敏感的詩人，在記錄藏人祭祀水神的儀式和人們討論問題的同時，他傾心地觀察著水的流動，用優(yōu)美的鏡頭語言傳達出水和冰的呢喃細語。
2012年冬天，章忠云聽說旺扎大叔得了重病，特地到吉沙去探望。屋外下著大雪，屋內，旺扎大叔斷斷續(xù)續(xù)跟她講著自己的故事，說攝像機就像筆一樣可以把頭腦里的想法表達出來，可以記錄下村里的人和事，多年以后，這些東西就像一本本有關自己村子的書一樣流傳下去，讓子孫后代可以知道家鄉(xiāng)的故事。
2011年以后，早年參與鄉(xiāng)村攝影的老人們包括劉文增、旺扎大叔、孫諾七林都相繼離世?！斑@些老人們支撐著香格里拉民間文化的根基，他們也是‘鄉(xiāng)村影像’的先行者?！惫鶅粽f。
牧人眼睛看到的世界
2007年10月，在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工作的云南人呂賓發(fā)起了“鄉(xiāng)村之眼”培訓，地點在云南大學內。會議期間，郭凈第一次看到來自草原的人拿著攝像機拍攝的片子。三年后，他跟呂賓有機會深入到青海省果洛州久治縣白玉鄉(xiāng)參加當地民間組織“年保玉則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協會”組織的“鄉(xiāng)村之眼”培訓，他看到牧民在橫幅上寫著：“記錄我們的環(huán)境和文化”。
和牧民同吃同住，一起討論到深夜的這次培訓，讓郭凈收獲頗豐。他意識到，在非農業(yè)地區(qū)做社區(qū)影像，有更為獨特的價值。“首先是鄉(xiāng)村影像的概念應該進一步本土化，傳統的牧區(qū)原來沒有村落的概念，牧民從自己的立場出發(fā)，把漢語的‘鄉(xiāng)村’擴大為‘家鄉(xiāng)’?！?/p>
牧民生存的西部山地所面臨的環(huán)境變遷問題，本質上是認識荒野的過程。要真正了解荒野，就必須認識與荒野打交道的民族，了解他們與荒野交往的方式——他們的文化。這是對外人的意義。對當地人而言，荒野就如同一匹賽馬，它有野性，卻要被納入人的規(guī)則中。“牧民在其中感到糾葛，這正是他們認識荒野及其自身的良機?！惫鶅粽f。
鄉(xiāng)村影像在牧區(qū)接近一種長期的調查活動?！斑@些調查的需要并不是外人先提出的?！迸嘤栔?，所有學員都在談一個問題：想拍攝，是因為自己熟悉的生活快要消失了。比如學員更登說，他故鄉(xiāng)的黑帳篷都變成白帳篷了，年輕人都不知道各部分的名字，他自己也十五年沒住過黑帳篷了，所以想邊拍邊學。
在年保玉則（巴彥喀拉山最高的主峰）山下放牧的老王想用攝像機記錄植物和動物的變化?！敖衲暄┥饺诨鼑乐?，他想拍出來給大家看看。以后沒有雪山和冰川，就沒有河流，沒有人了。很少有人為此擔心，但爬過雪山的人，看到很多湖泊都干了，用自來水的人當然不怕。老百姓擔心的不是為了環(huán)境，而是為了神山?！?/p>
然而，討論中，大家說想記錄變化，而不是簡單地用拍攝去改變現狀，這多少反映了藏族人看問題的一種角度。受佛教的熏染，藏族人對外界和自身的變化坦然接受。在佛教的觀念里，任何事物都有“成、住、壞、空”四個變化的階段，即從欣欣向榮走向腐敗和死亡。這過程或快或慢，但終究會發(fā)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那為何還要記錄呢？“事實上，佛教本身就是為了探討這無所不在的‘變化’而產生的。思辨需要各種表達的方式，如畫唐卡、如窮究經書中的道理，攝影也是一樣。除了記錄和調查，我們還有什么方法可以深入地了解變化著的世界的面貌？”
郭凈發(fā)現，學員們展開的拍攝主題的討論就像在做調查的計劃，看似小小的題目，如建經堂、鼠兔、牧場搬家、黑帳篷、藏狗、牛鞍子，都牽扯到各種復雜的關系，而演變成需要長期觀察才能完成的系列。“經過細致的討論，拍攝者會學著用攝像鏡頭重新凝視熟悉的生活，學著跟被拍攝對象建立新的聯系，也學著從新的角度去認識變化的本質?！?/p>
對鄉(xiāng)村變遷做出的回應
在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縣做“社區(qū)影像教育”的時候，郭凈曾說過，社區(qū)影像是一個自我教育的過程，只不過用了影像的手段而已。他用一句話來表述這種另類的教育：學習我們自己的傳統。
他認為，藏族和漢族，都面臨著曠古未有的變遷，需要有人對這種變遷帶來的問題及困惑做出回應。而白玉的藏族人自己做影像培訓，正是社區(qū)教育由外來者推動到本土自覺行動的轉折點。
郭凈看到，牧民們制作的紀錄片在當地傳播的同時，也引起了許多城市觀眾的興趣?！霸谶@個以重農模式推動西部大開發(fā)的國度，青海的牧民第一次讓我們聆聽到來自騎馬民族的聲音。這聲音雖然微弱，卻是不可缺少的。他們的影像，啟發(fā)我們重新審視一些文人和官員對游牧文明的誤讀，反思‘西部開發(fā)’對當地環(huán)境和文化帶來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是東部和西部得一起承擔的?！?/p>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鄉(xiāng)村和城市被體制分隔，促進這兩半的溝通，無論對于彌合社會的分化和修補環(huán)境的創(chuàng)傷，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鏡頭本身就具有刺激的作用，它可以攻擊，也可以激發(fā)，并因而促進了個人和人群之間的互動和了解?！皬倪@個意義上看，鄉(xiāng)村影像短短十幾年的歷史，就是一個人與人相遇、交往、沖突和理解的故事?！被仡權l(xiāng)村影像歷史，郭凈深有感觸地說。
他記得2008年曾在騰沖縣橫河寨的一間小學教室里，看到傈僳人高啟王為本族學生編的一本母語教材，其中引用了一段傈僳文圣經的格言：“我所測不透的奇妙有三樣，連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樣：鷹在空中飛行的道，蛇在磐石上爬行的道，船在海中航行的道，男女交合的道?！边@段格言雖然是文字寫的，卻能描繪出栩栩如生的畫面，讓人回味無窮。
“語言表達和視覺手段之間總有某種奇妙的聯系。如果把語言比喻為鷹、蛇、船和男女，那么，書法、印刷術、繪畫、靜態(tài)和活動影像便是飛行、航行和生命繁衍借以通達的道。人們沿著道路旅行，道則順乎自然?！?/p>
學者郭凈正是以順乎自然之道，走在推動鄉(xiāng)村影像的道路上。
（本文內容參考郭凈《序言：影像，母語和對話》《影像的聲音》等文章。特此致謝?。?/p>
（責任編輯 馬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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