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huán)境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研究院 陜西西安 710062）
【摘 要】文章探索了蒙元時期寧夏府路失去了西夏故地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地位后的變遷。敘述了寧夏行政區(qū)劃建制省、府、路的更迭；水路陸路交通的發(fā)展；社會人口遷徙、河渠的疏浚，農業(yè)的恢復；多民族移民的遷入使得蒙元時期的寧夏府路在宗教等方面呈現出新的面貌，伊斯蘭教的傳入與來自西域的移民有關。
【關鍵詞】蒙元時期；寧夏府路；交通；城市；文化
公元1227年，蒙古滅亡西夏，西夏故地納入蒙古統治。蒙古統治者消滅金朝、花剌子模等政權后，中西方絲路交通再次通暢，經由絲路往來使節(jié)、商旅絡繹不絕。元時期的寧夏府路雖然喪失了作為政權都城的眾多優(yōu)勢，但由于交通路線等的改變，寧夏府路在蒙元時期處于一個較特殊的地位。
在蒙古滅夏戰(zhàn)爭中，蒙古軍隊的圍城屠戮，寧夏平原人口劇減。在忽必烈繼承蒙古汗位前，由于蒙古對于農業(yè)不太重視，寧夏平原地區(qū)基本處于一片荒涼中。在蒙古帝國時期，有關西夏故地的記載相對于元代較少，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統治者對西夏故地不太重視的情況。
一、寧夏府路的行政建制
西夏滅亡后，西夏故地被窩闊臺汗封給其次子闊端，駐地在西涼府，而非西夏故都中興府，這至少表明當時寧夏平原破壞程度較河西走廊為高。據史料記載，當時河西走廊有不少城鎮(zhèn)降于蒙古，免于被屠城，因此保存了一線生機。
蒙古征服寧夏平原后并未設置較為系統的行政管理體系，直到中統二年（1261年）蒙古設行省于中興，這樣的局面才有所改變。中興行省設立后，經歷三十余年的反復廢置，最終演變?yōu)楦拭C行省，治所也遷移到甘州（今張掖）。行省治所設在中興可能是出于其長期作為西夏故地政治中心，且是中原、河套通往河西乃至西域交通要道方面的考慮。至于治所最終遷移到甘州，當與忽必烈時期阿里不哥之亂及察合臺、窩闊臺系叛王對西北的威脅有關。[1]據《元經世大典》記載，從蒙古高原的和林到甘州設有站赤，由甘州越祁連山通往河湟地區(qū)的古道依然存在。在忽必烈與西北諸王對峙時期，甘州臨近前線且交通便捷，相比寧夏府路，省治設在甘州對于維護元朝西北邊防意義更大。
蒙元時期的甘肅行省的建制較為復雜，在元成宗以前經常出現甘肅、西夏中興兩個行省并立的情況，而兩個行省合并后省治大多設立在甘州，這表明蒙元時期甘州的地位超越了寧夏、涼州等地。在寧夏府路成為省治的時期，其轄境最少時當包括賀蘭山以東、六盤山以北的地域。在蒙元早期存在著分封藩王的情況，但藩王對地方的控制是受到約束的，蒙元時期西夏故地曾存在永昌王（夏季駐今甘肅張掖皇城灘，其常駐地有涼州、永昌等諸處）、安西王（夏季駐今寧夏固原開城，其余大部分時間駐今陜西西安）等藩王，這些藩王對地方行政的影響也是不容忽略的。
在1294年后，甘肅行省的設置固定下來，但之后也出現過復置行省的情況。據《嘉靖寧夏新志》載，“世祖立寧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又置寧夏路總管府。成宗時并入甘肅行省。元末復置行省”，[2]此次復置行省大概是元末動蕩的政治局勢所導致的，當時出于加強地方統治的需要設置新行省的事不在少數，至于元末在寧夏設置的行省其名為何已不可考。蒙元時期在銀川設置的行省有西夏中興、寧夏中興、河西、唐兀（唐古特）、寧夏等名，元末在寧夏設置的行省隨著明軍攻占寧夏而告終結。
相比甘肅行省的設置，寧夏府路的設置過程更為復雜。蒙古征服后沿用了西夏“中興府”的名稱，后曾設有中興行省，不久罷廢。至元二十二年(1285)設寧夏行中書省，元貞元年(1295)，廢省設寧夏府路，隸屬甘肅行省，“寧夏”始取代“中興”的舊名。據《元史·地理志》，寧夏府路轄有靈武縣、懷遠縣、靈州、應理州、鳴沙州，也有學者認為寧夏府路還轄有定州、中興州及河渠縣，共有五州三縣，[3]這表明寧夏府路內部政區(qū)曾經歷過調整。在元代稱為某某府路的地方較少，《嘉靖寧夏新志》直接稱《元史》中記載的“寧夏府路”為“寧夏路總管府”、“寧夏路”，可能是寧夏府路在蒙元時期有中興府、寧夏路等建制，名稱易混淆之故。
蒙元時期寧夏府路的管轄范圍大致以寧夏平原為中心，其南面抵達馬蓮河上游及清水河下游地區(qū)，東面緊鄰毛烏素沙漠，北面到達河套平原。據《經世大典》記載，中興路轄下有野馬泉站，胡小鵬認為野馬泉位于古浪野馬墩，為應理州通往永昌路中途的一處站赤，可見寧夏府路西部邊界可達今甘肅古浪縣境內。寧夏府路管轄范圍超過了今天的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北部地區(qū)。
二、寧夏府路的交通情況
蒙元時期東西方交通線除了穿越蒙古高原的主要交通線外，還有經過天山南北及塔里木盆地南緣的三條道路，它們在敦煌、肅州一帶與中國內地道路匯合，經甘州通往奉元、大都等地，[4]這些道路成為當時絲路交通的一部分。蒙元時期由甘州經西涼，然后經寧夏府路分三道抵達大都的交通線是當時由甘州與中原往來最主要的道路。據學者研究，包括寧夏府路在內的甘肅行省驛傳系統設置大致在1228年。[5]除了傳統的陸路驛道外，蒙元時期還開創(chuàng)了由應理州到東勝的水驛線路。元世祖至元二年，郭守敬提出“舟自中興沿河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的建議。[6]關于蒙元時期的水驛，今人通過《經世大典》《元史》等史料做出了復原，認為黃河水驛的設置是為了緩解由中原供應大都、上都的糧食壓力。[7]蒙元時期，從應理（今寧夏中衛(wèi)）到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的黃河水運十分繁忙，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沿線地區(qū)處于統一王朝控制下、西夏故地農業(yè)的恢復、西夏故地在元代是防御西北的軍事重地，這些是黃河水運受到元政府重視并暢通的影響因素。
寧夏府路是由河西走廊通往關中等地驛路必經地，有著數處溝通黃河兩岸的重要渡口，據《元史》所載，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秋，取西涼府搠羅、河羅等縣，遂逾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冬十一月庚申，帝攻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丙寅，帝渡河擊夏師，敗之。丁丑，五星聚見于西南。駐蹕鹽州川?！?strong>[8]由此段記載可知，當時至少有應理、靈州兩處渡河地。
忽必烈在開平繼位后，其幼弟阿里不哥在和林與之對抗，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大將渾都海盤踞關隴，對忽必烈的統治造成極大威脅。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派遣廉希憲占據關中后，駐軍六盤山的渾都海聯合四川、陜西支持阿里不哥的叛亂勢力圍攻京兆（今陜西西安）。廉希憲偵知其計劃后一一擊破響應渾都海的諸處勢力，“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9]渾都海由六盤山前往甘州的途中曾在寧夏一帶大肆擄掠，其主力渡河地大約在靈州一帶，然后由寧夏退往涼州。元朝末年，紅巾軍李喜喜部曾由靈州過黃河攻取寧夏城。明初攻取寧夏城也是由靈州渡河。蒙元時期寧夏府路與關中的往來多由靈州渡河，而由河西走廊通往關中等地則由應理州渡河，不經過寧夏城。
從涼州到靈州的道路史稱靈州道，這條道路在唐代由于吐蕃攻占河隴而一度興盛，成為五代及宋初中原王朝與河西走廊及天山南北交往的重要通道。蒙古滅西夏后，靈州道依然存在，且作為驛路使用。除靈州道外，由寧夏城通往河西走廊還有翻越賀蘭山穿過騰格里沙漠的道路，蒙夏戰(zhàn)爭時蒙古曾由此道襲擊中興。該道大約從涼州出發(fā)，經過石羊河下游地區(qū)后翻越騰格里沙漠抵達寧夏城，民勤三角城曾發(fā)現有元代遠行喇嘛僧的尸體及遺物，[10]證明該道有僧侶經過。由于此道沿線多為沙漠，故而往來較為困難，但相對從應理州繞行里程較短，故而多有商旅往來?！恶R可·波羅行紀》中對于馬可波羅離開“申州”（查《馬可波羅行紀》多種譯本，或說此地無考，或說此地為元代西寧州，按西寧在涼州西南，而《行紀》則說“申州”在涼州東南，未明其地究竟在何處）后由西涼前往寧夏城，且說明由涼州到寧夏需騎行8天。不少學者對《行紀》中記載的地名進行分析，其中分歧頗多（馮承鈞認為“額里哈牙”為“寧夏”，哈剌善為“賀蘭山”，認為將“額里哈牙”定為靈州是錯誤的說法。余前帆認為“哈剌善”是銀川，非阿拉善盟，梁生智亦持此種觀點。）。通過綜合各家觀點，馬可·波羅由位于河西走廊的涼州前往“申州”后抵達寧夏，未出現關于黃河的記載，且有似為賀蘭山的地名出現，可以推測他走的是橫穿騰格里沙漠的道路。
由寧夏城通往大都、上都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沿黃河經東勝直達大都，另一條由靈州渡河再經察罕腦兒通往東勝與前道匯合。馬可·波羅、拉班·掃馬等旅行家曾往來于東勝與寧夏之間，但具體是哪一條路線已不可考。
由寧夏府路通往關中有兩條道路，一條由靈州向南沿涇河支流馬蓮河抵達奉元，此道即宋代的“環(huán)慶大道”；另一條由應理州向南沿清水河經開成后過六盤山抵達奉元，此道即宋代“蕭關道”。這兩條道路均設有驛站，主要記載于《元經世大典·站赤》中。這兩條道路是蒙元時期經略西北及進行軍事行動的要道。
蒙元時期寧夏府路的道路建設相對于前代出現了不少新的變化，如馬蓮河驛道及靈涼驛道的設立、寧夏通往東勝水驛的開辟等均是前代少有的。蒙元時期寧夏府路處于東西方往來的要道上，經過寧夏府路是由元代政治中心大都、上都通往西域最便捷的選擇。交通上的重要地位使得蒙元時期的寧夏府路在西夏亡國后由割據政權的政治、交通中心向大一統時期溝通東西方的交通中心轉變。
三、寧夏府路城市面貌及社會概況
蒙元早期寧夏府路蕭索不已，西夏故地的河渠“兵亂以來，廢壞淤淺”。[11]作為寧夏平原農業(yè)發(fā)展的根本保障，水利事業(yè)的衰落反映了蒙元統治初期西夏故地的蕭條情況。蒙古占領中興府后實行了毀城屠民的政策，至于寧夏城何時重建已不可考?！都尉笇幭男轮尽穼τ趯幭某堑慕ㄔO有以下記載：“元兵滅夏，攻廢之，已而修設省治。元末寇賊侵擾，人不安居。哈耳把臺參政以其難守，棄其西半，修筑東偏，高三丈五尺”。[12]從此段記載可以看出，寧夏城的修筑與其成為行省治所有很大關系，而蒙元時期在寧夏設置的行省更迭頻繁，難知其城究竟建于何時。元朝末年，由于社會動蕩，寧夏城經歷了縮建的歷史，其時間當在1357年紅巾軍李喜喜余部短期攻占寧夏城之后。寧夏府路轄內的應理州、靈州等州縣城因史料缺乏難知其況。
關于蒙元時期寧夏府路境內的農業(yè)開發(fā)及社會環(huán)境的恢復有較多記載，如袁?！爸薪y間為中興等路勸農使。時徙鄂民萬余于寧夏，多流離顛沛。裕與安撫使獨吉請給地立屯，官民以安”。[13]除袁裕外，《元史》、《嘉靖寧夏新志》等還記載了張文謙、董文用、郭守敬等人在寧夏復開河渠的事跡。由于政府對農業(yè)發(fā)展逐漸重視及地方官員的倡舉，寧夏府路境內的社會環(huán)境開始好轉，為黃河水驛的設置及蒙元統一打下了一定基礎。
關于蒙元時期寧夏府路農業(yè)發(fā)展的記載較少。據《元史》記載，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寧夏戶口繁多，而土田半藝紅花，詔令盡種谷麥以補民食?！?strong>[14]紅花是寧夏特產，至今在中衛(wèi)等地尚有種植，這段記載表明當時紅花的種植已影響到了糧食的生產，使得元廷對此現象加以禁止。除了紅花外，蒙元時期寧夏府路還有大黃的種植，蒙古攻打靈州后耶律楚材曾收集城中大黃以備軍用，14世紀鄂多利克經過甘肅行省時記載該地生長大黃，而且產量極其豐富，花不上六個銀幣即可把一頭驢子馱滿。[15]除了經濟作物外，寧夏府路最主要種植的是稻谷、小麥等糧食作物，當時開通的黃河漕運通道即為運轉寧夏及周邊地區(qū)的糧食而設。寧夏府路的牧業(yè)也有一定規(guī)模，馬可·波羅記載寧夏城“其人臣屬大汗，城中制造駝毛氈不少，是為世界最麗之氈，亦有白氈，為世界最良之氈，蓋以白駱駝毛制之也”。[16]今天賀蘭山西面的阿拉善地區(qū)還有白駱駝的分布，馬可·波羅的記載表明當時寧夏府路境內有相當規(guī)模的駱駝氈制造產業(yè)。寧夏府路境內農牧業(yè)的發(fā)展使得寧夏府路的社會經濟不斷發(fā)展，成為蒙元西北地區(qū)的商業(yè)重鎮(zhèn)。
蒙元時期西夏故地除了劫后余生的西夏遺民外，還有蒙古貴族、南宋故地的漢人、西域的畏兀兒人等遷入。[17]多民族移民的遷入使得蒙元時期的寧夏府路在宗教等方面呈現出新的面貌。寧夏府路境內的主要宗教當為佛教，由于蒙元統治者的推行，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在境內并存，《嘉靖寧夏新志》有提到將僧人占據土地賜給蒙古人的記載。西夏遺民、蒙古人、漢地移民等是佛教的主要信仰者，道教也有一定的信徒。除佛教和道教外，據馬可·波羅所述，寧夏“境內有城堡不少，主要之城名哈剌善。居民是偶像教徒，然有聶斯托里派之基督教堂三所。”[18]鄂多利克、拉班·掃馬等人對寧夏府路的描述中也有關于基督教聶斯托里教派的記載。這表明當時的寧夏府路境內有基督教的存在，其原因除西方傳教者影響外，蒙古信仰基督教的上層貴族對基督教的傳播也起著推動的作用。[19]蒙元時期伊斯蘭教的傳入是寧夏府路出現的新變化，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較多，目前的觀點多認為伊斯蘭教的傳入與來自西域的移民有關。
蒙元時期寧夏府路境內的城市面貌及社會發(fā)展因不同來源地移民、政府施行的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呈現出新的變化，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城市建設奠定了明清寧夏城的基礎。因西夏首都中興府在蒙元初期基本廢毀，蒙元時期新建的寧夏城可以說在城墻規(guī)格、城區(qū)范圍等方面均非西夏時的情況。
2、延續(xù)了漢唐以來寧夏平原的灌溉事業(yè)。蒙元初期寧夏平原的水利建設基本廢弛，忽必烈繼位后，寧夏平原的水利事業(yè)得到恢復發(fā)展，重新形成了系統的灌溉體系，為明清寧夏平原的農業(yè)發(fā)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3、寧夏府路的農業(yè)以生產糧食、紅花、大黃及駝毛氈為主，對于其經濟發(fā)展有所促進。
4、多種宗教的共存使寧夏地域文化呈現出多種文化并存的局面，同時為明代寧夏回族的最終形成創(chuàng)造了條件。
四、結語
蒙元時期的寧夏府路在行政建制方面的問題較為復雜，由于行省裁并等因素，寧夏府路在地方行政變更頻繁。在蒙元時期，寧夏府路完成了由西夏國都向明代軍事重鎮(zhèn)及地方行政中心的轉變。在交通區(qū)位方面，蒙元時期的寧夏府路是元代控制西北的交通樞紐，也是絲路交通線上的重要節(jié)點，水上運輸的繁榮也是前所未有的。寧夏府路交通的發(fā)展使得這一地區(qū)多種文化匯集，商業(yè)也趨于繁榮，在這方面有超越前代的趨勢。總的來說，蒙元時期的寧夏府路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完成了由西夏政治中心向統一時期西北重鎮(zhèn)的轉變，對交通、城市、軍事、民族、宗教等方面均有著承前啟后的影響。
【注釋】
[1]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中華書局，2011.454.
[2][明]胡汝礪編.嘉靖寧夏新志.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8
[3]吳忠禮.蒙元時期寧夏首次建省.共產黨人,2006.18.
[4][法]勒內·格魯塞著，藍琪譯.草原帝國.商務印書館，2014. 433.
[5]周清澍.元蒙史札.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255.
[6][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64，列傳第51.中華書局，2013.3846.
[7]吳宏岐.略論元朝的西路漕運.河北學刊,1991.5.
[8][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本紀第1.中華書局，2013.24.
[9][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26.列傳第13.中華書局，2013.3088.
[10]吳景山.絲綢之路考察散記.民族出版社，1995.57.
[11][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64，列傳第51，中華書局，2013.3846.
[12] [13] [明]胡汝礪編.嘉靖寧夏新志.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9.
[14][明]宋濂等著.元史.卷17.本紀17，中華書局，2013.366.
[15][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濟譯.鄂多立克東游錄.中華書局，1981.82.
[16] [18]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156.
[17]薛正昌.黃河文明的綠洲—寧夏歷史文化地理.寧夏人民出版社，2007.129—131.
[19]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中華書局，2003.398.
【作者簡介】
程軍（1992-）男，重慶江津人，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huán)境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研究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歷史地理、蒙元史。
（責任編輯 馬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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