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生前曾多次對外國朋友說：我是一個軍人，我真正的專業(yè)是打仗。
1926年，鄧小平投筆從戎，躋身軍旅，擔任教官。紅軍時期，他領導發(fā)動百色起義，創(chuàng)建了紅七軍、紅八軍；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立馬太行；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作為淮海戰(zhàn)役和渡江戰(zhàn)役的總前委書記，負責對前線軍隊的戰(zhàn)略指揮，并對不同解放區(qū)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擔任中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為軍隊建設嘔心瀝血；“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臨危受命，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大刀闊斧主持軍隊整頓。
1981年，77歲的鄧小平出任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國軍隊的最高統(tǒng)帥。
與其顯赫的軍功相比，鄧小平更是以其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身份被中國歷史所銘記。
中國有句老話，叫“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時，雖已年過七旬，但仍然躊躇滿志，竭盡全力要把中國這艘巨輪引入正確的航道。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開始逐步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現代化建設千頭萬緒的開局工作中，有一個問題引起他的深入思考。這就是：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的中國究竟該選擇走一條怎樣的現代化道路？在鄧小平看來，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首要問題就是準確判斷中國的具體國情，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他說：“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F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p>
鄧小平的改革，正是從“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開始的。慶幸的是，中國這條路子摸對了。
蘇聯(lián)改革失敗，因為沒有鄧小平
戈爾巴喬夫是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蘇聯(lián)總統(tǒng)，同時還是最后一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自1985年3月?lián)翁K聯(lián)最高領導人以后，他提出了“加速戰(zhàn)略”以及“民主化”“公開性”“新思維”等改革口號，逐漸引發(fā)蘇聯(lián)和東歐的政治動蕩。在其任內，蘇聯(lián)最終于1991年12月8日宣告解體。至今，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依然充滿爭議，許多俄羅斯人認為他是“民族罪人”，他自己對此聲稱感到委屈；西方則出于自身的喜好，于1990年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
2004年，在參加美國前總統(tǒng)里根的葬禮后，戈爾巴喬夫用一句話總結了蘇聯(lián)解體的主要原因：蘇聯(lián)沒有一個鄧小平。在幾位國際政要的回答中，作為親歷者的戈爾巴喬夫最為特別，其言外之意就是說：中國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鄧小平獨特而符合中國實情的改革道路。
我們沒有必要過分夸大個人在歷史發(fā)展中的作用，但也確實不能否認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一些關鍵人物往往會對歷史的走向產生關鍵性的影響。有些人推動了歷史變革，有些人則阻礙了歷史變革。
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初，蘇聯(lián)各加盟共和國并未出現要求獨立的聲音。然而，他執(zhí)政不到7年，蘇聯(lián)便走向解體，即便不能把所有責任歸咎于他，其直接影響也不容忽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教訓至今令人深思。1989年5月17日，戈爾巴喬夫在北京舉行記者會時，曾有記者就蘇聯(lián)的改革相繼提問，戈氏答曰：“蘇聯(lián)首先解決的是迫切的經濟問題。當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時發(fā)現，問題比我們預想的要深刻得多，不改革政治，就不可能解決經濟問題，因此我們著手政治改革。”
超前于老百姓需求的改革，注定得不到人民支持，而極有可能成為政客們爭權奪利的一種游戲。這是世界范圍改革史屢見不鮮的案例。蘇聯(lián)和它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恰恰重蹈了這一覆轍，使改革失去了民眾支持的基礎，最后讓蘇聯(lián)變成泥足巨人，頃刻間轟然倒下。
與此相對照的是，中國人民在鄧小平帶領下，實施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徑。這種改革路徑設計緊緊圍繞民眾的需求展開，比如先解決民眾的吃飯問題——讓農村包產到戶，每個農戶都允許自掙口糧，其次解決工人的效率問題——推進企業(yè)改革，允許國營企業(yè)工人搞承包，企業(yè)經濟效益好的可以將利潤留給職工。
“摸著石頭過河”本來是中國民間廣為流傳的一句俗語，指的是在沒有前人經驗、沒有現成的橋和船的情況下，要想過河就必須以身試水、摸索前進，民間歇后語“摸著石頭過河——穩(wěn)穩(wěn)當當”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把“摸著石頭過河”這句民間俗語引入社會工作方法領域，其含義就是指在實踐經驗不足的情況下，必須先經過試驗、摸清規(guī)律、評估風險、穩(wěn)步前進。
鄧小平對“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法完全認同。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yè)，既不可能在馬列主義本本上找到現成答案，也沒有任何現成的實踐經驗可以照搬照抄，所以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醒中國的高級干部：“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yè)是一項新事業(yè)，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彼€指出：“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p>
他還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礈柿说模痛竽懙卦?，大膽地闖”?！按竽懙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庇纱丝磥?，鄧小平的思路就是要讓改革在穩(wěn)妥有序的軌道上運行。正因為如此，人們把“摸著石頭過河”視為鄧小平的一個重要的改革方法論，也成為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條心得。
要敢走老祖宗沒有走過的路
世界上可能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尊崇老祖宗。連畢生研究毛澤東的美國歷史學家特里爾在《毛澤東傳》一書的末尾也感嘆：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在奮力沖破老祖宗的陳規(guī)陋俗，但到了晚年老祖宗的陰魂似乎不可避免地又纏繞到他和中國人民的身上。
如何對待老祖宗？中國人往常最經常的做法就是“兩個凡是”——凡是老祖宗說的話都得照辦，凡是老祖宗做的決策都得遵循。毛澤東逝世后，他的繼承人華國鋒對待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基本上采取的就是這樣的思路。
但鄧小平就不一樣，他對老祖宗采取的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就是說老祖宗的話要分析，對的就繼承，不對的就放棄。與人們通常理解的“老祖宗”不同的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還有一些“洋老祖宗”，這其中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這些外國來的“老祖宗”占據著意識形態(tài)的制高點，也需要認真地去研究和分析。
“老祖宗不能丟啊！”這是鄧小平對待老祖宗的第一個態(tài)度。鄧小平說：“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這里說的“老祖宗”，主要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這些革命導師所創(chuàng)立的主義和思想。鄧小平認為，這些都是指導執(zhí)政黨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黨的先進性的根基所在。丟了這些“老祖宗”，就丟了思想的根本，必將引起人們思想的大混亂。
鄧小平在與美國記者華萊士的談話中坦陳心跡，說：“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詞叫共產主義”，“我們過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因為有這個信念，有這個理想”，“革命勝利以后搞建設，我們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他后來說過，馬克思主義打不倒，“并不是因為大本子多，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這是鄧小平的一個非常鮮明、堅定并一以貫之的基本認識。在起草“歷史問題決議”過程中，鄧小平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薄皼Q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薄安粚懟蛘卟粓猿置珴蓶|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彼啻伪硎荆覀兘^不會像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那樣全盤否定毛澤東，我們必須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同時實事求是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特別是他晚年所犯的錯誤。鄧小平在對待這個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原則的堅定性以及分析問題的科學性、分寸感，對于中國共產黨在實現撥亂反正、進行改革開放過程中保持穩(wěn)定的政治方向，具有極為重大的指導意義。在今天，人們仍然必須承認鄧小平沒有丟棄老祖宗留下的正確理論，是一種遠見卓識。
但是，鄧小平非常清楚：“老祖宗”并沒有為中國如何改革提供方案，換句話說，中國往何處去？從“老祖宗”的書本里找不到答案。所以，鄧小平鼓勵他的同事們：要敢于講老祖宗沒有講過的話，要解放思想。
1983年，鄧小平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和夫人時說道：“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馬克思、列寧和毛主席的詞句和語言，我們進行的事業(yè)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發(fā)展。”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給予高度評價，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么個評價?！薄斑@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是新話?！?/p>
1987年，在同日本客人談到黨的十三大時，鄧小平說：“我們現在所干的事業(yè)是一項新事業(yè)，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干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p>
正因為如此，鄧小平一方面尊敬老祖宗，不丟老祖宗，另一方面又提倡講新話，走出一條老祖宗沒有走過的路子。鄧小平講的新話很多，概而言之，有三點讓世界人民印象深刻。
第一，鄧小平在世界上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就說出了老祖宗從來沒有說過的新話。這一大膽突破和后來的成功實踐，使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活躍并豐富起來，也迅速發(fā)展起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果斷決策，為中國贏得了時間和戰(zhàn)略主動。這是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最重大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貢獻。
第二，過去對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一直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發(fā)揮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于是搞了人民公社，批判資產階級法權，這實際上是把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要求搬到了初級階段。而這一點，又與我們對社會主義發(fā)展階段的錯誤認識有關。鄧小平把中國拉回到現實中，他強調中國目前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實際。我們思考一切問題、制定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fā)。建立了這樣的認識，就為我們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第三，過去的社會主義世界曾經固守僵化的經濟和政治管理體制，簡稱蘇聯(lián)體制，人們很容易把這種體制等同于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需要不斷調整和改革的社會，從對生產力解放和發(fā)展的意義上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對改革的作用和意義作這樣高的評價，這是前所未有的。他同時強調，在今天的國際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對外開放，從而打破國際上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封鎖，改變過去那種封閉半封閉的狀態(tài)，使中國能夠敏銳地了解到世界上的各種信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fā)展的趨勢，形成從未有過的開放局面。這在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上也是沒有過的。
總設計師：基本路線要管100年
傅高義（Ezra Vogel），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教授長期研究日本與中國，曾寫下暢銷書《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啟示》（1979）。2013年，傅高義歷時10年寫成的《鄧小平時代》中文簡體版出版發(fā)行。2014年，在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前夕，傅高義在接受中國《環(huán)球時報》專訪時稱，在“四人幫”被逮捕后，無論誰成為中國領導人，都會走上改革之路，但沒有任何其他領導人能像鄧小平那樣使得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如此成功。
鄧小平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傅高義教授則給鄧小平冠了一個美國人更熟悉的頭銜——總經理。傅高義說，鄧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臺時，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里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們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系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
“鄧小平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的設計師；事實上，這個變革的時代并沒有清晰、完整、現成的設計?！币虼?，傅高義教授更愿意稱鄧小平為“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
傅高義評價說：“無論中外，在鄧小平謝幕之后長大的人，都很難體會鄧小平踏上這個旅程時面對的是多么嚴重的問題：一個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維拒之門外的國家；‘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間的深刻裂痕；軍隊干部對裁軍和減少軍費的抵制；民眾對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家的敵視；城鄉(xiāng)社會保守的結構；城市居民對接受兩億農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窮困對另一些人先富起來所引發(fā)的紛爭?！备蹈吡x最后說：“鄧小平在推動中國的全球化的過程中，比印度、俄國和巴西這些大國的領導人更有魄力。這個過程在鄧小平時代之后仍在繼續(xù)，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鄧小平退休時已經完成?！?/p>
1992年1月17日，88歲的鄧小平在北京登上了去往中國南方的專列，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巡視談話。他的這次旅行歷時一個多月，談話是斷續(xù)進行的，談話要點后來被收集到《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這篇名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的文章被簡稱為“南方談話”，作為鄧小平官方著作的壓卷之作，被排在最后一篇。所以，這篇“南方談話”也被視為鄧小平為他的政治繼承人立下的“政治囑托”。鄧小平的政治囑托最重要的內容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有一個十分鮮明的特點，就是通篇既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長期性、曲折性保持清醒，又對這條道路的最后勝利充滿自信；不僅強調社會主義國家遭遇挫折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guī)律性現象，而且強調社會主義經過曲折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的根本規(guī)律。鄧小平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p>
“南方談話”發(fā)表已過去20多年，國際形勢發(fā)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也發(fā)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革，但鄧小平的政治繼承人一直堅定不移地堅持著這條“基本路線”。20多年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面對新的改革實踐，堅持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創(chuàng)新，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基礎上，又探索和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相繼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進一步豐富發(fā)展了鄧小平對中國改革開放道路的設計圖，將中國帶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
（責任編輯 王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