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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婦之死”折射基層政府在權力使用上的隨意，警方不能再成“幫兇”。

據(jù)《新京報》報道，5月11日下午，湖南武岡退休鄉(xiāng)干部唐友順再次被當?shù)鼐綆ё摺?月28日，他因參與寫作并遞交“農婦鄧元姣之死”材料，被武岡警方行政拘留10日，5月9日剛從拘留所釋放。

唐友順再次被帶走，是刑事拘留還是行政拘留，涉嫌何種罪名？當?shù)鼐綗o視刑訴法抑或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法定告知義務，在恪守程序正義的今天，于法治而言無疑是一種公然的違背！

上一次被行拘，警方告知的原因是他參與了舉報材料的寫作，被指誹謗。然而從犯罪構成而言：其一、誹謗罪需憑空捏造事實，“沒活動能力的鄧元姣頭部受傷”的質疑，顯然有一定的事實依據(jù)，更何況他們舉報的鄉(xiāng)黨委書記已被免職；其二、散播途徑，誹謗散布的渠道往往是向社會公開擴散，而他們是向6個公權部門舉報，和“擴散”何干？其三、于情節(jié)嚴重而言，難道被舉報者的免職，可算誹謗的“嚴重結果”？

退而言之，即便構成了所謂的誹謗罪，其亦屬于自訴案件，除非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這種特定情形唐友順無論如何也套不上。就自訴案件的權利救濟而言，“被害人自訴告發(fā)的，法院才受理，否則不受理?！碑?shù)鼐绞欠衲芨嬖V公眾，到底有哪個“被害人”找法院起訴了？

耐人尋味的一個細節(jié)是，當時一同舉報的有多人，有人因四處下跪并寫下保證書便得以釋放。這傳遞的信號似乎是，“聽話認錯”的可以既往不咎，“堅持作對”的就行拘伺候。將低保和計生政策勾連，讓艾紹金一家走入死胡同，最終引發(fā)了鄧元姣死亡的慘劇。如果警方再和政府的權力勾連，基層民眾的權益，更是無法保障。

“農婦之死”真相未明，警方“帶走”舉報人，不知道原因何在？“農婦之死”多少已折射出基層政府在權力使用上的隨意，警方理應成為捍衛(wèi)法治的最后防線，而不是反成“幫兇”。

（責任編輯 王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