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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代司法環(huán)境里，律師的介入本身就有制約監(jiān)督辦案機關行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雙重功能，不能簡單視之為“麻煩制造者”。

剛剛結束的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和全國檢察長會上，兩高“當家人”不約而同提到了律師：最高法院院長周強表示，對法官老是把律師趕出法庭百思不得其解；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則要求“對律師提出不構成犯罪意見必須及時審查，特別是要嚴格執(zhí)行高檢院制定的《關于保障律師執(zhí)業(yè)權利的規(guī)定》，嚴禁濫用‘特別重大賄賂案件’限制會見”。

相比于以往在許多會議上對保障律師執(zhí)業(yè)權利的泛泛而談，這次兩高向社會公開傳遞的信號中，直接點名了“死刑復核案件”和“特別重大賄賂案件”這兩個輿論關注度極高的敏感問題，以明確的姿態(tài)給律師撐了腰。同時，以兩根當下最難啃的“硬骨頭”為例來說事，也頗有“舉重以明輕”的意味。

現(xiàn)實中，因為個別“死磕派”律師的不理性行為和部分司法機關長期以來對律師形成的偏見，一些辦案人員在與律師打交道的過程中常常抱有不信任感。有的認為律師是在“替壞人說話”；有的則覺得律師的介入增加了辦案的難度，影響了司法“效率”。

于是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個別司法機關對律師百般刁難，“濫用‘特別重大賄賂案件’限制會見”就是典型的明證。賄賂案件中，律師會見當事人總會遇到“依法”刁難，原因就在于刑事訴訟法在放開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會見犯罪嫌疑人的同時，還留了個口子：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偵查期間的律師會見，應當經(jīng)偵查機關許可。由于刑訴法并未對“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作出明確定義，因此在各地的司法實踐中，一些檢察機關往往一句“特別重大”，就把律師打發(fā)了。

然而，真正細究起來，那些刁難律師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一方面，刑法開宗明義，其目的一手是“打擊犯罪”，另一手是“保障人權”，如果單方面強調(diào)司法機關辦案的方便和效率，就成了一條腿走路的瘸子；另一方面，依循嚴格的程序和落實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的保障，也是對司法機關自身的保護。前不久沉冤得雪的呼格吉勒圖案，就跟當時偵查機關急于破案、審判機關沒有聽取律師的辯護意見不無關系。社會越發(fā)達，案情就越是盤根錯節(jié)，面對復雜的局面，有時真相就顯得晦澀難明，沒有嚴格的法律程序規(guī)定和權利保障作為依靠，豈不等于是給自己“埋雷”？

現(xiàn)代司法環(huán)境里，律師的介入本身就有制約監(jiān)督辦案機關行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雙重功能，不能簡單視之為“麻煩制造者”，而是應該重視律師在整個司法生態(tài)的構建中起到的平衡作用———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司法機關以辦案來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同時，不能又悄悄把自己的權力放出了籠子。

（責任編輯 王順利）